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在民主法治原则指导下确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与制约，保障法官的独立与司法救济的有效性。

哈特驳斥其前一种立场，却同情后者。不同范围的群众不同的标准，并非国家能够一一完成。

制度道德权利道德与宪法价值重合，在公法领域没有独立空间，而在私法领域，制度道德和权利道德和宪法价值的落实恰好是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和弥补。这种伤害是否应该得到法律承认呢？ 第三，家长制是否完全不允许存在。在德国法的判例中，良俗的违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德国民法中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主要包括：设定过度担保的行为、危害其他债权人的行为、束缚债务人的行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通过法律行为设立性交易的行为。当一个人由于这种行为而背弃了他对一个或多数他人的明确而可指定的义务时，这情事就被划在只关己身的那一类情事之外，而应当在道德面前接受质问，甚至应该接受法律的谴责。他将公共道德等同于公众情绪，明显具有不理性的痕迹。

在理解民法中社会公德的含义首先应该肯定民法作为下位法应该服从人民在立宪时刻所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民法条款中的社会公德的内涵应该与宪法保持一致。比如，逝者的权利保护一直困扰着以人的主体性为立法基础的近代法，因为逝者无法成为权利主体。根据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行使行政职权，以实现行政的合法性。

第三，逻辑构造概念构造或法律理论的发现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为了实践的必要，即不具有实益。19世纪德国国家法学的对象被限定于秩序维持的活动，而现代公法学将各种各样的行政活动纳入考察的视野。第三，针对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完善了对国民的救济方法和途径，构建并完善了苦情申诉、行政不服审查、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国家补偿等救济体系。而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行为形式在现代行政中已越来越重要，行政法必须全盘地考虑行政的各种行为形式，并注意各种行为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可见，行政过程论与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是对于行政现实的理解不同而已。此外，在传统行政法学中将行政行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仅将外部行政行为纳人其视野。

[87]行政过程论认为，必须综合考虑行政过程中所有主体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将考察范围局限于行政主体和直接相对人。在现实的行政中，复数行为形式被结合起来使用，或者作为他们的连环开展行政活动。[91][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现代行政過程論（第2版）》，有斐阁2004年版，第258～259页。行政活动不仅仅是机械地执行法律的行为，而且也是基于专门技术性知识与经验的创造性的政策实现过程。

第四，随着国民地位的变化，行政公开以及国民参与的观念对于行政法的影响较大。[8]即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通过对公共利益与公权力因素的强调，在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保障行政权意思的优越性。[61][日]塩野宏：《行政作用法論》，载《公法研究》1972年第34号，第210页。[31]参见[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说》，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過程》，有斐阁1983年版，第1～32页。

站在这种立场上，在重新探讨传统行政行为论的同时，研究新的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应当成为今后的课题。此外，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考察范围还受到公私法二元论的限制。

在传统学说中，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团体，将基于认为并不存在欠缺权力的国家这种朴素的政治学认识的国家形象作为先行事实而承认，这种认识被直接反应到法律解释之中。[134]为了动态、能动地考察现实的行政过程，有必要导入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经济政策学等邻近学科的方法论。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实定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存在是进行行政法解释的前提。其四，行政活动以行政行为等方式进行，对于行政行为理论的范围、程序等存在着各种观点以及制度规定，但在理论上必须服从司法审查。[87][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说》，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过程》，有斐閣1983年版，第3～4页。[28]参见[日]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上）（新版）》，有斐閣1997年版，第53页以下。其次，在行政主体方面，随着行政民营化、公私合作等改革措施的推进，现代公共行政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除此之外还采用了公社、公团等公法形式甚至采用私法中的公司形式，或者采用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关系密切或独立性较高等各种形式，来承担特定的行政职责。[24]参见[日]原田尚彦：《行政過程の司法審查》，载原田尚彦：《诉ぇの利益》，弘文堂1979年版，第166页以下。

[14] 第一，忽视了对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行政形式的考察。1．行政过程的全面考察方法 在新公共管理论中，将行政过程分为事前过程（政策、计划、项目、实施、事后过程（成果、效果、副作用）和反馈过程（监视、修正）等过程。

行政过程论的意义从该方法论的出发点来看，并非基于一种价值观提供解答的体系，而是从行政过程的观点出发去发现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并非主张某种法律理论。[122]因此，行政过程论没有提出作为解释学的解释法理论体系的回答。

不可否认，各种行政法学新方法论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行政过程方法论者们也不应当一味地反对其他的新方法论，而是应当以开放的姿态，借鉴和吸收其他新方法论中的合理要素，尽可能地实现与其他新方法论之间的融合。[1]日本传统行政法学运用对于行政实定法的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等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以19世纪后期在德国形成的法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对明治时期形成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和适用。

[128]参见[日]室井力编：《现代国家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评論社1990年版，第1～380页。但由于传统行政法学以不同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作为行政学研究对象的官僚制度等行政组织内部的问题被认为是一方法律主体内部的问题而排除在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之外。[96][日]園部逸夫：《日本行政法?行政法学動向と特色》，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1现代行政法の课题》，有斐阁1983年版，第141页。[76]远藤博也认为，行政过程论是一种如何掌握各种行政法律现象的价值中立的观察方法，是物的思考方式和物的观点，并非构成行政法的特定的理论领域，而是如何掌握行政法上的各种现象的物的观点。

[105][日]遠藤博也：《戦後三十年における行政法理論の再検讨》，载《公法研究》1978年第40号，第175页。通过这两个方面，对于行政法学的方法予以关注。

在行政法律规范方面，（1）行政法由数量繁多的有关行政的法律、法规等组成，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法典，因此，与民法、刑法等法律相比，行政法不仅数量繁多、立法层次不一，而且极易变动，即行政法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对此很难进行统一的解释，而必须随着这种变动进行相应的解释。例如，行政指导等不具有法律根据而被运用的各种非权力性行政手段相互组合，有时被不当地连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或者产生新的行政功能，行政法学必须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在论文方面中，园部逸夫在1966年所著的《行政程序》一文中，将行政过程作为程序的连锁或行为的连环而有意识地加以阐述，这在日本大概是最早的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法学文献。[3][日]橋本公亘：《公法の解釈》，有斐阁1987年版，第78～80页。

如果将这种宏观的过程纳人视野，就必须将行政法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个别行为形式的法律效果。行政过程论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的行为形式论，认为现代行政法学应当考察现实行政过程中所有的行为形式。无论如何分析行政过程的概念，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97][日]遠藤博也：《行政過程論の意義》，载《北大法学論集》1977年第27卷第3?4号，第593～594页。

在该论文中，盐野宏从行政过程的构造、行政过程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行政过程与行为形式、行政过程与法律构造等方面出发，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行政过程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构造。[77][日]遠藤博也：《行政過程論の意義》，载《北大法学論集》1977年第27卷第3?4号，第529～617页。

但在现实中，直接相对人以外的具有利害关系的人较多，例如机场扩建时的周边居民、核电站设置许可时的附近居民、认可公共收费时的使用者等，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对于这些人的利害关系的考察并不充分。行政过程论认为在对行政的各种活动进行法学考察时，必须考虑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但应当考虑的行政的范围如何确定是个问题。

可见，相对人并非行政活动所面向的客体，而是对行政能动地起作用的主体。盐野宏认为，行政过程论是指与行政手段的多样化相对应，能够从空间上、时间上动态地把握行政过程的考察方法。